走进复旦大学医学院，草坪前，花木丛中，有一座高大的塑像，他慈祥的目光永远关注着天下，企盼百姓安康无恙。他就是激励“上医”学子们奋发向上的该校创始人，我的祖父——颜福庆教授。

立志学医济天下
    提到我的祖父颜福庆，人们自然会想到“颜氏三杰”——颜德庆、颜惠庆、颜福庆。一位是修建铁路的实业家，一位是出色的外交家，一位是盛名的医学教育家。三杰各领风骚，独树一帜。然他们的成就均离不开原圣约翰大学校长颜永京的教诲。颜永京是位博学多才的心理学家，以严谨治学著称。其子颜德庆、颜惠庆在其熏陶影响下成才，顺理成章，而作为他的侄子颜福庆成为一代医宗，也许令人们意想不到。
    祖父祖籍厦门，生在江湾。１８８２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二。祖父幼年丧父，母亲患病，家庭的苦难、生活的重担早早落在他身上。由于生活所迫，７岁的祖父寄居到他的伯父颜永京家中，伯父的治学，表哥的勤奋，他耳濡目染，同时他也埋头苦读，发奋图强。他立志学医，以医救民心，以医治天下。在伯父的资助下，１９０４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踌躇满志的祖父大学毕业后应召赴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任矿医。金矿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一天工作１５个小时，华工们成天在脏水中浸泡，工头还不时地吆喝，用鞭抽打。华工们因为缺医少药，死的死，病的病。从肉体到灵魂，他们都渴望有个救世主降临，而祖父等人的出现，无疑给他们带来了福音。医术高超、和蔼可亲的祖父深深赢得了华工们的爱戴和尊敬。工作期满要回国了，华工们挥袂掩泣，依依不舍，集体铸金质奖章赠于祖父。我记得，每次谈及此事，爷爷总是激动不已，念念不忘，他常说：“中国的华工太苦了，他们是天下最诚厚的人。”回国不久，祖父被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百倍努力，以独有的毅力，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之时，耶鲁大学医学院伸出了高薪留用的橄榄枝，但祖父心怀的是苦难深重的骨肉同胞和祖国，他义无反顾地婉拒了医学院的盛意，回到了中国。
毛主席不忘旧情 
    祖父回国后，便应聘至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以培养医生、为病人看病为准则，经常外出巡回医疗，为当地老百姓义务诊疗。
    当时，湖南农村闹疟疾（当地人称“打摆子”），这种病用中医治疗，总是急急疯遇上慢郎中，见效不快。然他的美名传遍乡里乡外。有一天，瓢泼大雨中，来了个年轻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背着身患疟疾的妻子来求医，俩人全身湿透，女的脸色死灰。本患疟疾，再受风寒，雪上加霜，危在旦夕。祖父见状，顾不得雨水扰人，急急扶病人上床抢救，在他的精心治疗下，病人日见好转，祖父还免收了病人所有的医疗费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宴请全国知名人士，宴席上，毛主席特地点了祖父的名，请他坐在自己的身边。酒酣时，主席饶有兴趣地谈起当年背夫人杨开慧求医的往事。也许是祖父救过的病人太多，一时竟未想起来，经毛主席再三提醒，才依稀记起了这一幕。令祖父想不到的是，自己当年治愈的竟是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更想不到毛主席还记在心中。主席高度称赞祖父救死扶伤的善举，鼓励他多为新中国培养医学精英。祖父也向毛主席表示，定会为新中国的医学事业贡献。１９５６年１月，毛主席视察上海时，还再次接见了祖父。
笑看桃李列三千
    祖父以医治民众疾苦为已任，但他知道，光治不防是不行的。辛亥革命前后，东北三省鼠疫流行，他赴京汉铁路开展防治工作。后又辗转江西萍乡煤矿，深入矿区，对防止钩虫流行起了关键作用。但是长期的奔波，大声的疾呼，收到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祖父意识到光靠自己振臂一呼来拯救社会是不行的，必须着眼整个社会，采取措施，进行疾病预防。于是，他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遂再次赴美攻读预防医学，并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学证书(C.P.H)。同时，他把思路转向办学堂，意在通过办学，广泛宣传公共卫生教育，提高百姓的健康意识。这时，湖南军阀赵恒惕因得了大叶性肺炎，四处求医，不见好转，找到了祖父。赵恒惕曾放出话来：“只要能治好我的病，答谢条件由医生开。”祖父并不多话，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症下药。说也奇，赵恒惕的大叶性肺炎在祖父的治疗下，日渐好转。赵恒惕以厚礼钱财酬谢，祖父不以为然，提出办医学院，培养湘人子弟，造福于湖南百姓的想法。于是就有了和美国博士合作创办的湖南湘雅医学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张孝骞、汤飞凡、吴绍青等一批医学专家。在此期间，祖父还与伍德连等创办了中华医学会，并任首任会长。
    １９２７年，祖父调往北京，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到任后，他看到外国人把持大权，傲慢无礼，歧视和薄待中国教师，心中十分不快，建中国人自己的大医学院的念头由此萌发。“四•一二”叛变发生后，一些医学院因经受不了军阀的混战，纷纷停办。当时南京改组成立第四中山大学，内设医学院。祖父抓住机遇，与相关人士经过商谈，一拍即合。他与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等医学界有识之士着手策划，将院址设定在上海吴淞前“政治大学”内，校名定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由祖父任院长。学生大都是“江苏医科大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校的转学生，共２９人，学制为七年。教师除牛惠生、倪葆春兼职外，还有乐文照、高镜朗、蔡翘、谷镜千、朱恒璧、张�痢⒂υ�岳和祖父。学校曾改名为“江苏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校舍被毁，几经搬迁，直至１９３７年，祖父四处奔走募集捐款，在沪西枫林桥建成中西合璧的“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新院舍。学校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祖父以治学严谨著称。在他的主持下，“上医”严格执行学生录取标准和学业成绩考核制度，注重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训练。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上医”师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艰苦朴实、好学不倦、精益求精、埋头业务、不追逐名利在院内蔚然成风。祖父甘当伯乐，提携后进，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至１９４９年解放，该校培养了毕业生５２８个。
喜忧掺半的最后岁月
    解放后，祖父继续担任“上医”副院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上海分社副主委，是一位知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抗美援朝期间，祖父不顾高龄，曾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伤员。他怀念台湾故旧，多次撰文对台宣传，促进祖国统一。祖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关心时事政治，在患“视神经萎缩症”后仍借助放大镜读书看报。如今这只放大镜连同他赠给我的挂表、金笔等由我提供给校史馆供师生参观。晚年，祖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和宴请；在他八十大寿时，获卫生部特别嘉奖，使祖父十分感动。
    祖父是“博士院长”、“中国西医泰斗”、“著名医学教育家”、“知名爱国人士”……事业有成，光环一身。其实，他的一生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辗转在风雨中。１９５８年，反右斗争开始，祖父就医学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不料言重心急，差一点酿成大祸。好在时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兼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的陈同生十分了解祖父的为人，保住了祖父，然而他自己，却在多方的压力下，悄然离世。
    然而，祖父逃过了“反右”一劫，却没有逃过“文革”大劫。“文革”开始，祖父就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特务”等帽子。看到爷爷挂着大牌、躬着腰、接受批斗的样子，我的心仿佛被撞碎了似的。批斗时，祖父坚不承认自己的报国之心为卖国之举。一时间，红卫兵的唾沫、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还有冷拳冷脚，都向爷爷涌来。要知道此时爷爷已是８５岁高龄的老人。批斗结束，是没完没了的检查。爷爷眼睛不好，只得由我代笔。祖孙俩蜷在一间小屋里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将辉煌写成“罪孽”。不久，祖父就被隔离审查了。那时，我和爷爷虽同住一屋，但难能见面。有时，楼下一阵散乱的脚步声，我的心顿时会揪起来，我知道爷爷又要被押去批斗了。爷爷那时还很硬气，躺在床上，翻翻书看看报，十分平静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结婚时，祖父家几经抄劫，已是一贫如洗。但大孙子结婚，做祖父的一点儿礼都没有，也说不过去，情急之下，他从箱柜里拿出一套旧的毛料中山装，对我说：“这是爷爷１９６２年访香港时穿的，以后几乎没有穿过。你做新郎时也许用得上。不过爷爷有个要求，你是我的大孙子，你千万不要出国，要留在国内。”这套衣服我至今还收藏着，我也遵循了祖父的要求，一直留守在上海。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上医党委为祖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存放室”。
    祖父一生，严谨治学，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始终不渝地献身医学教育，德高望重，令世人敬仰。在他的感召和影响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也加入了九三学社，热心于社务工作并曾担任社徐汇区委秘书长。
    斯人已矣，作为后辈应循着前辈的足迹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今年是九三学社建社六十周年，也是复旦大学的百年校庆。作为医大校史筹建人员和上医创始人的后辈，去年我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校友韩启德院士去信汇报工作和征求意见。时隔不久，韩院士百忙中亲笔写了回信，给了我们十分有益的建议，既肯定了校史馆的工作，又对我们正在做的充实复馆工作作了十分及时的提示。韩启德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97年上医大校庆70周年时，曾重返母校，到校史馆参观。
    韩主席从我去信中得知我是九三成员后在来信最后特别附有一段亲切勉励的话语，并提出对社务工作的希望。信中写道：“知道您还是九三学社的成员，非常高兴。九三学社与上医有悠久的传统，希望您在从事校史研究的同时，做一些社史工作提供给中央研究室。谢谢。”我与九三学社同龄，祖孙三代均为九三成员，韩主席的信给我不少指点和鼓励，我将以实际行动来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