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今年已95岁，曾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委员，当时与他同时当选分社委员的共有16人，但53年后的现在，这些人仍历历在目，但健在的却只留下我的父亲——汪鸿鼎。
    今年是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六十周年，我受委托帮助父亲回忆和记录他参与社组织活动中遇见的人和事。父亲说，他虽然行动不便，但有责任把当年的事回忆并记录下来，只可惜时隔半个世纪，记忆力差了，难以连缀完整，只有些片断回忆。以下就是我代为记录的若干片段：
入社前后
    我今年已95岁了，回忆九三学社往事，感慨颇多。1951年我在震旦大学法学院工作期间，正值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次，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震旦大学（即原第二医科大学）召开座谈会，由周而复副部长介绍各个民主党派情况，动员与会者考虑加入。当时，我在法政学院兼课，熟识笪移今，因此就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九三学社。1952年上海院系调整，我到了上海财经学院，并筹建了九三学社上海财经学院支社。上海财经学院是在院系调整后成立的，人员来自各方，由党委书记姚耐任代理院长，褚凤仪等9人为副院长。当时院内参加九三学社的人较多，因为褚凤仪的父亲褚辅成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我作了褚凤仪入社的介绍人。
    1952年，我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委员，后来多届连任直到年老后改任顾问。我在社内都是兼职，仍以在上海财经学院教书为主。后又担任过社市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分社和社市委副秘书长。在兼任副秘书长工作时，因能很好地与年轻的社务工作人员合作，被传为佳话。
分社活动情况
    最早时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委员共有17名，代表着上海不足一千人的社员。委员都是兼职，只有王祖骥为专职干部。按地方预算编制，社机关大约有10名职工。当时没有设立常委会，但有正副主任委员，秘书处有正副处长，加上组织、宣传和学习三个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共约10人。由于社员不足一千，当时社务不复杂，也不紧张。委员中有程达肯、吴滌苍二人系中共党员，由市委统战部派来协助工作，并参加委员会工作。程达肯是煤气公司总经理，后调任公共事业局副局长，吴滌苍是卫生局党委副书记。有他们在，有了重要事情便好起协调作用，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名，参加国家和上海市的重要会议，发展新的基层组织等。后来编制扩大，将组织、宣传两个委员会改设由专职副处长具体负责，并设秘书长总揽全局，秘书处负责日常社务工作。那时，参政议政工作还比较少，但学习委员会工作较为繁重，要组织社员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有关文件等。
    社中央很关心上海分社工作，曾派社中央副秘书长李毅同志来上海商议分社机关设置问题。他与我谈过一个上午，希望我脱离上海财经学院到分社机关担任专职工作。但管理机关并非我所长，他们虽力劝，我最后还是婉言辞谢了。后来，谢光华、夏宗辉先后来社机关工作，谢光华的编制在同济大学，夏宗辉的编制在科技情报所，而事实上他们都在分社机关工作。这种情况一直过了好多年才逐步正规化。
    起初，民主党派的日常工作中参政议政的份量并不大，也曾经有，比如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但主要强调自我改造，因此运动不断。如“献忠心”运动，要求每个人写出自己过去没有公开的事情和想法，比谁写得多。还有“回顾检查”，每人交代自己的错误想法，大家加以批判等等，这运动本来应是好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只讲错误，不讲进步，弄得每个人灰溜溜的。不知不觉发展下去，直到文化大革命就不堪收拾了。
在北京分社的一段往事
    1954年夏，上海财经学院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由于许多教师过去都是学习西方经济的，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经验，我被学院选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听苏联专家上课。我到北京后就到九三学社中央报到，被安排参加北京分社沙滩支社的组织生活。这个支社就在北大红楼，负责人是娄邦彦。组织生活定在每月的一个星期日，成员都是北大的教师。自从北大搬到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以后，仍留在北大的教师就组成了沙滩支社，平时大家都极为热情融洽。想不到不久发生了“批判红楼梦事件”，本来我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后来却成了政治问题。批判的对象俞平伯就在我们这个支社里。据说，对于俞平伯的批判就交给了九三学社沙滩支社。我平时对俞老很尊敬，认为他年高德重，这样的好人怎么能批判呢？可是任务下来只好开会，我举了苏联一位经济学家的例子，他曾因与斯大林的主张不合受到全国批判，但是过了几年他又被评为苏联院士，受到重视，因此我认为只要认识到错误就会得到尊重。这个发言后来看来实在是天真，但却被写入了总结，并正式出版。
下放经历
    整风反右之后是下放运动。当时上海财经学院下放了一批教师，我不在其中。但后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上山下乡座谈会上，我被点名。那时，我正生病，但我抱着服从组织跟党走的想法，接受了市委安排，回到学校对上课课程作了调整就下乡了。事后我了解到每个民主党派都安排了一个市委委员和若干机关干部下放。九三学社除了我，还有几位机关干部，地点是嘉定县纪王乡年丰一社（高级合作社），我们住的是临时房子，吃在农民家里，每顿吃的饭都是米、麦片和蚕豆同烧的，每月要交饭钱15元。
刚下去时正值农忙季节，种棉花，种洋芋，挥汗如雨。农忙空闲时，需要安排各种活动，我负责文教工作，就开展了扫盲活动，把乡里的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再把农民分成小组，每组由一名青年上扫盲课。
    在农村过了大半年，市委统战部开办了外岗农场，我们转到农场过集体生活。不多久，我因身体原因回城治疗，结束了我的下放生活。
    入社55年来，从初期的活动到文革结束恢复活动，直至目前，我看到我们九三学社上海组织在不断成长、日趋成熟，社员人数从初期的不足千人到目前的近九千人。一些社员参加到政权建设，不少人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许多人经过努力在工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看到今天经历了六十年风风雨雨的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新一代的社员们能够接过我们老一辈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九三学社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