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琳
人生的发展旅程往往是与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如同当年我去云南边陲下乡一样，没有选择。我与基本法的深厚情结，则是那个时代赐予我的难能可贵的机会。
结缘和求索
我与基本法结缘始于1986年，那年我从云南大学调到了上海大学，时值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不到两年。按照“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将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结合比较法的研究方向，我与几位法律系同仁开始走进基本法研究领域。
“一国两制”理论内涵丰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涉及面广。连续几个寒暑假，我们都是在查找文献资料、结伴调研的紧张中度过的。1989年，我们主编的第一本关于香港法的专著《香港法简论》在上海社科院出版，从此，我的港澳法学术生涯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先后参与了上海社科院组织的国务院港澳办课题“对香港原有法律审查”的研究工作，课题组以原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逾古稀的法学前辈为主，我等几个属后辈晚生，历时整两年，依照基本法对英文版的香港条例逐条进行审查和研究。其研究成果为高层决策所采纳，在香港回归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决定，凡是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香港原有法律均被宣布为继续适用。我还参与了华东师大组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的项目“推介基本法”制作工作，撰写的《教师认识基本法》由香港浸会大学出版，作为对香港教育界人士的培训教材；与复旦大学教授等共同撰写了《香港法律实用全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创造性的杰作——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著作。上述研究活动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以后的独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海的这支学术团队也成为国内最早涉足基本法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回馈和拓展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特区的基本制度等内容，不仅港澳特区适用，全国范围都要学习、遵循基本法。在港澳回归前后，宣传、普及基本法成为一件大事，这让我有了回馈社会的用武之地。我应邀为上海各界宣讲基本法数十场；为《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数十篇；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新闻访谈”等有关基本法节目；创办了上海大学港澳台法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多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的研讨会。在那段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我，竟然成了推介基本法的新闻人物，确实让我始料未及。
基本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港澳回归祖国后，更为实践基本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998年，我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的高校、法院、政府部门深入调研，进行学术交流、旁听法院庭审和立法会会议等，接触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港澳基本法比较》等论文数十篇。同时，也为推进内地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作了积极的努力。如为香港的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与法制”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等论著。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人生的发展旅程往往是与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如同当年我去云南边陲下乡一样，没有选择。我与基本法的深厚情结，则是那个时代赐予我的难能可贵的机会。
结缘和求索
我与基本法结缘始于1986年，那年我从云南大学调到了上海大学，时值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不到两年。按照“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将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结合比较法的研究方向，我与几位法律系同仁开始走进基本法研究领域。
“一国两制”理论内涵丰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涉及面广。连续几个寒暑假，我们都是在查找文献资料、结伴调研的紧张中度过的。1989年，我们主编的第一本关于香港法的专著《香港法简论》在上海社科院出版，从此，我的港澳法学术生涯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先后参与了上海社科院组织的国务院港澳办课题“对香港原有法律审查”的研究工作，课题组以原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逾古稀的法学前辈为主，我等几个属后辈晚生，历时整两年，依照基本法对英文版的香港条例逐条进行审查和研究。其研究成果为高层决策所采纳，在香港回归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决定，凡是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香港原有法律均被宣布为继续适用。我还参与了华东师大组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的项目“推介基本法”制作工作，撰写的《教师认识基本法》由香港浸会大学出版，作为对香港教育界人士的培训教材；与复旦大学教授等共同撰写了《香港法律实用全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创造性的杰作——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著作。上述研究活动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以后的独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海的这支学术团队也成为国内最早涉足基本法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回馈和拓展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特区的基本制度等内容，不仅港澳特区适用，全国范围都要学习、遵循基本法。在港澳回归前后，宣传、普及基本法成为一件大事，这让我有了回馈社会的用武之地。我应邀为上海各界宣讲基本法数十场；为《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数十篇；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新闻访谈”等有关基本法节目；创办了上海大学港澳台法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多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的研讨会。在那段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我，竟然成了推介基本法的新闻人物，确实让我始料未及。
基本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港澳回归祖国后，更为实践基本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998年，我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的高校、法院、政府部门深入调研，进行学术交流、旁听法院庭审和立法会会议等，接触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港澳基本法比较》等论文数十篇。同时，也为推进内地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作了积极的努力。如为香港的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与法制”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等论著。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结缘和求索
我与基本法结缘始于1986年，那年我从云南大学调到了上海大学，时值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不到两年。按照“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将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结合比较法的研究方向，我与几位法律系同仁开始走进基本法研究领域。
“一国两制”理论内涵丰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涉及面广。连续几个寒暑假，我们都是在查找文献资料、结伴调研的紧张中度过的。1989年，我们主编的第一本关于香港法的专著《香港法简论》在上海社科院出版，从此，我的港澳法学术生涯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先后参与了上海社科院组织的国务院港澳办课题“对香港原有法律审查”的研究工作，课题组以原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逾古稀的法学前辈为主，我等几个属后辈晚生，历时整两年，依照基本法对英文版的香港条例逐条进行审查和研究。其研究成果为高层决策所采纳，在香港回归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决定，凡是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香港原有法律均被宣布为继续适用。我还参与了华东师大组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的项目“推介基本法”制作工作，撰写的《教师认识基本法》由香港浸会大学出版，作为对香港教育界人士的培训教材；与复旦大学教授等共同撰写了《香港法律实用全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创造性的杰作——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著作。上述研究活动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以后的独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海的这支学术团队也成为国内最早涉足基本法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回馈和拓展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特区的基本制度等内容，不仅港澳特区适用，全国范围都要学习、遵循基本法。在港澳回归前后，宣传、普及基本法成为一件大事，这让我有了回馈社会的用武之地。我应邀为上海各界宣讲基本法数十场；为《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数十篇；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新闻访谈”等有关基本法节目；创办了上海大学港澳台法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多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的研讨会。在那段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我，竟然成了推介基本法的新闻人物，确实让我始料未及。
基本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港澳回归祖国后，更为实践基本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998年，我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的高校、法院、政府部门深入调研，进行学术交流、旁听法院庭审和立法会会议等，接触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港澳基本法比较》等论文数十篇。同时，也为推进内地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作了积极的努力。如为香港的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与法制”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等论著。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我与基本法结缘始于1986年，那年我从云南大学调到了上海大学，时值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不到两年。按照“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将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结合比较法的研究方向，我与几位法律系同仁开始走进基本法研究领域。
“一国两制”理论内涵丰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涉及面广。连续几个寒暑假，我们都是在查找文献资料、结伴调研的紧张中度过的。1989年，我们主编的第一本关于香港法的专著《香港法简论》在上海社科院出版，从此，我的港澳法学术生涯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先后参与了上海社科院组织的国务院港澳办课题“对香港原有法律审查”的研究工作，课题组以原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逾古稀的法学前辈为主，我等几个属后辈晚生，历时整两年，依照基本法对英文版的香港条例逐条进行审查和研究。其研究成果为高层决策所采纳，在香港回归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决定，凡是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香港原有法律均被宣布为继续适用。我还参与了华东师大组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的项目“推介基本法”制作工作，撰写的《教师认识基本法》由香港浸会大学出版，作为对香港教育界人士的培训教材；与复旦大学教授等共同撰写了《香港法律实用全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创造性的杰作——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著作。上述研究活动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以后的独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海的这支学术团队也成为国内最早涉足基本法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回馈和拓展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特区的基本制度等内容，不仅港澳特区适用，全国范围都要学习、遵循基本法。在港澳回归前后，宣传、普及基本法成为一件大事，这让我有了回馈社会的用武之地。我应邀为上海各界宣讲基本法数十场；为《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数十篇；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新闻访谈”等有关基本法节目；创办了上海大学港澳台法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多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的研讨会。在那段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我，竟然成了推介基本法的新闻人物，确实让我始料未及。
基本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港澳回归祖国后，更为实践基本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998年，我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的高校、法院、政府部门深入调研，进行学术交流、旁听法院庭审和立法会会议等，接触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港澳基本法比较》等论文数十篇。同时，也为推进内地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作了积极的努力。如为香港的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与法制”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等论著。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一国两制”理论内涵丰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涉及面广。连续几个寒暑假，我们都是在查找文献资料、结伴调研的紧张中度过的。1989年，我们主编的第一本关于香港法的专著《香港法简论》在上海社科院出版，从此，我的港澳法学术生涯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先后参与了上海社科院组织的国务院港澳办课题“对香港原有法律审查”的研究工作，课题组以原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逾古稀的法学前辈为主，我等几个属后辈晚生，历时整两年，依照基本法对英文版的香港条例逐条进行审查和研究。其研究成果为高层决策所采纳，在香港回归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决定，凡是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香港原有法律均被宣布为继续适用。我还参与了华东师大组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的项目“推介基本法”制作工作，撰写的《教师认识基本法》由香港浸会大学出版，作为对香港教育界人士的培训教材；与复旦大学教授等共同撰写了《香港法律实用全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创造性的杰作——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著作。上述研究活动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以后的独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海的这支学术团队也成为国内最早涉足基本法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回馈和拓展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特区的基本制度等内容，不仅港澳特区适用，全国范围都要学习、遵循基本法。在港澳回归前后，宣传、普及基本法成为一件大事，这让我有了回馈社会的用武之地。我应邀为上海各界宣讲基本法数十场；为《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数十篇；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新闻访谈”等有关基本法节目；创办了上海大学港澳台法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多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的研讨会。在那段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我，竟然成了推介基本法的新闻人物，确实让我始料未及。
基本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港澳回归祖国后，更为实践基本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998年，我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的高校、法院、政府部门深入调研，进行学术交流、旁听法院庭审和立法会会议等，接触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港澳基本法比较》等论文数十篇。同时，也为推进内地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作了积极的努力。如为香港的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与法制”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等论著。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回馈和拓展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特区的基本制度等内容，不仅港澳特区适用，全国范围都要学习、遵循基本法。在港澳回归前后，宣传、普及基本法成为一件大事，这让我有了回馈社会的用武之地。我应邀为上海各界宣讲基本法数十场；为《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数十篇；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新闻访谈”等有关基本法节目；创办了上海大学港澳台法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多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的研讨会。在那段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我，竟然成了推介基本法的新闻人物，确实让我始料未及。
基本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港澳回归祖国后，更为实践基本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998年，我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的高校、法院、政府部门深入调研，进行学术交流、旁听法院庭审和立法会会议等，接触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港澳基本法比较》等论文数十篇。同时，也为推进内地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作了积极的努力。如为香港的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与法制”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等论著。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体现，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区与内地的关系、特区的基本制度等内容，不仅港澳特区适用，全国范围都要学习、遵循基本法。在港澳回归前后，宣传、普及基本法成为一件大事，这让我有了回馈社会的用武之地。我应邀为上海各界宣讲基本法数十场；为《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等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数十篇；参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的“新闻访谈”等有关基本法节目；创办了上海大学港澳台法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多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的研讨会。在那段时间，原本默默无闻的我，竟然成了推介基本法的新闻人物，确实让我始料未及。
基本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港澳回归祖国后，更为实践基本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998年，我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的高校、法院、政府部门深入调研，进行学术交流、旁听法院庭审和立法会会议等，接触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港澳基本法比较》等论文数十篇。同时，也为推进内地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作了积极的努力。如为香港的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与法制”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等论著。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基本法已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港澳回归祖国后，更为实践基本法拓展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998年，我作为法律教育基金访问学者，在香港的高校、法院、政府部门深入调研，进行学术交流、旁听法院庭审和立法会会议等，接触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了《港澳基本法比较》等论文数十篇。同时，也为推进内地与港澳的学术交流作了积极的努力。如为香港的中华厂商会宣讲劳动法；在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文化与法制”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及融合》论文；主编《中国入世与中国法治——内地与香港法律比较》等论著。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我于2002年发表了专著《演进中的香港法》。这部36万字的著作在内容上跨越香港百余年法治实践，分五篇展开论述，包括香港法的源与流、普通法传统的融合、香港制定法的发展，特区法制开新篇、香港法启示录等，系统地诠释了香港法原理和基本法的成功实践。著名法学家李昌道教授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该成果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反映，其“思路创新，有耳目一新之感”。2003年，该书荣获“上海市法学会学术著作奖”和“第六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两个奖项。当然，以现在的研究水平来衡量，这本论著仍有诸多不足之处，还可以拓展和深化。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挑战和展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推进，由于港澳与内地不同法域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等差异，基本法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基本法学术团队也在逐步壮大，一些比较法、宪法学的年轻学者纷纷加入,有关基本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如何应对基本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解决有关法律解释、司法协助等新问题，是法学界的新课题。近年来，我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影响的学术课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的课题《香港基本法解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研究》、《澳门特区行政主导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对于基本法框架下的港澳司法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论证，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有益的咨询意见。2007年、2009年，我两次应邀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会议。我有幸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参加了在全国人民大会堂的香港厅和澳门厅举行的基本法研讨会，作了题为《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的专题发言，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晚在接到同事、友人来电祝贺我上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时候，我感慨万分：这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关注，也是对基本法学者的充分重视。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
这么多年来，怀着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诚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理论，持续跟踪基本法研究，在港澳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实践的进程中，不仅作为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前景更加美好，基本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个法律学人以及九三学社成员，我将更加珍惜时代给予的机遇，承担起社会责任，继续运用法学理论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为解决社会问题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