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沈善炯在北大生物学系任助教。在他正在美国交流的老师张景钺教授的牵线搭桥下，沈善炯于1947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和奖学金，师从该院生物系主任比德尔（George Beadle）学习遗传学。

　　当时，由于国内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准备南迁事宜，像这类出国留学的小事，事实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经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介绍，沈善炯为留学事，直接去找时任北大校长胡适。

　　沈善炯第一次见胡适，“发觉先生果然是一个普通的人，非常平易近人”。而胡适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奖学金通知书后告诉沈善炯，由北大来帮助处理他的留学事宜。

　　不到两个星期，沈善炯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批示，同意他办理出国护照。留学搞定，沈善炯自然要再度拜访胡适，表示感谢。这一次的拜访，让沈善炯发现了胡适身上的可贵之处，也让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于在几十年后，种种场景还记得非常清晰：

　　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8时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轻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俩每人90元美金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

　　胡适资助青年学人是出了名的，林语堂、李敖等一大批人，都曾受到过他的资助。而且有些人往往要等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资助自己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如果说90美元的资助让人感动，那么，推掉李宗仁的来访而接待沈善炯，就让人更加感佩了：

　　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桌上的电话铃忽然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到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我与胡适先生易位的话，难免我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

　　1947年8月，沈善炯准备离开北平回南方准备出国，胡适在百忙之中还找他谈了话。谈些什么呢？主要还是治学研究、为人处世方面的一些细节：

　　他说，通过几次交谈，他发现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他举例说，有一次谈到比德尔时，我曾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前这种说法不妥。还有，他说我在谈吐中，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寥寥数语，意味深长。

　　对于恪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来说，沈善炯的大言炎炎很可能让其反感。不过，谁获诺贝尔奖，本身也是一种预测，很难拿出“事实根据”来，只能根据获奖者所做工作的开拓性或重要性来判断。而事实上，沈善炯的判断并没有错，由于发现基因的跳跃性，比德尔和塔特姆与莱德伯格分享了195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对于胡适的言传身教，进入晚年之后，沈善炯不无感慨地说：“先生已去世多年，我怀念他，没有忘记他留给我的短暂的言教与身教：凡事要独立思考，重视实践；要做个普通人，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