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上午10点，汤定元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

　　一位白发苍苍的百岁老人静静地躺在那里。共和国不会忘记他的名字，“两弹一星”的功勋簿上镌刻着他的名字。

　　在老人的学生、后辈和同事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谦恭和蔼的老人。而年轻时的汤定元，也曾有过冲冠一怒为祖国的“壮怀激烈”。

　　“我是学科学的，不懂什么主义。”1951年3月底，已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的汤定元按规定去移民局办理护照延期。面对移民局办事员的问题：“共产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汤定元予以不卑不亢的回答。

　　办事员随口说了句：“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想赚美元。”

　　汤定元大声回答：“是有个别中国人想留下赚钱，但大多数人不是。我就是要回国的。”

　　办事员以为抓住了他的把柄：“你这话是否作准，我要记录下来。”

　　“我已经订好船票了。”汤定元的回答大约冲击了办事员傲慢的心态，他在对话表的末尾打上“departed before 10，May”。Departed有强制出境的意思。

　　由此，汤定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美留学生中第一批回国的11人之一。

　　汤定元回国时，半导体的应用前景已很明朗，他在中科院选择了半导体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58年，汤定元意识到我国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物理机制，还应该在应用上多做文章。他直接写信给解放军总参谋部，建议红外研究领域应注重器件研制，例如红外探测器，可用于军事、国防等领域。这一建议得到了重视并马上付诸实践，国家正式下达了发展红外技术的科学研究任务。这是著名的“三封信”中的第一封。

　　从这一年起，汤定元领导的小组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研制出性能优良的硫化铅红外探测器，同时建立起一套测试设备，这套测试系统成为以后国内建立红外探测器实验室的样板。

　　“大跃进”期间，各地的红外研究所纷纷上马，但三年困难时期，多家研究所因经费等原因又纷纷下马，科学界一时众说纷纭。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汤定元第二次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元帅，指出红外研究大有发展前途，但不能一窝蜂，要聚散为整，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攻关。他又向国家科委负责人韩光作了详细汇报并应邀写了一篇介绍红外技术的文章，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这是“三封信”中的第二封。

　　1962年，由于他的倡议，红外技术与应用光学并列作为国家的科研发展重点；也是因为他的力促，中科院于1963年底召开了红外工作会议，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把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昆明物理研究所作为我国发展红外技术的专业研究所，红外研究从此“柳暗花明又一村”。

　　1965年，由于一次实验爆炸造成人员伤亡，给刚刚迈步的红外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此时，汤定元再次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对红外研究的信心与决心。这第三封信又一次得到了聂帅与党中央的支持与帮助。在一次北京召开的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聂荣臻明确点名红外雷达由上海技物所承担。

　　我国的红外物理和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也随着汤定元的这三封信，及其团队背后的科研努力，从基础研究发展到空间应用等更广阔的领域。汤定元先后组织领导了硅太阳能电池等的研制，它们被装备到军用、人造卫星、工业和科研设施上，以及用作航空航天遥感等多种红外系统中。

　　汤定元研究的红外领域，在许多年里一直属于绝对机密的任务，以至于许多熟知他能力的外国学者，一度认为他“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许多人不止一次地问汤定元，为什么当时那么坚定回来？不拿博士学位后悔吗？美国的科研条件比国内好得多，作为一名科学家，你怎么舍得放弃？

　　汤定元回答：“根据我的经历，科学比较落后的国家派留学生去先进国家学习是一件很重要而且必要的事，可以较快学到科学研究方法，也可以较早接触前沿课题。学习结束后，最好选择回国工作，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急需各种人才，做出的成果容易受到重视，从而引发积极的影响。”

　　褚君浩于1977年考上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的研究生，师从汤定元，开始了红外物理领域的探求，取得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并于1986年赴德留学。

　　“身教重于言教，他的治学态度和人格精神以及对于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境界，对我们学术后辈的成长影响深远。”褚君浩牢记导师的教诲，尽管外国研究机构热情挽留，学成后毅然回国。

　　至今，汤定元培养了26名博士及10多名硕士。除了一部分人去国外工作之外，留在国内的大多是学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等各单位的领导和主要骨干，包括褚君浩在内，已有两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