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听家父言道：“天地君亲师。”我不甚理解，天地者，人之活动空间也；君者，国家社稷之象征也；父母者，给予生命之人也，而师者仅是教授学问之人，竟然排在“亲”之后？后来，遇到几桩尊师轶事，才使我对“师”字有了深刻领悟。
    1976年，年近古稀的舅舅彭重熙从四川宜宾赶来，几十年未遇，亲友间感慨万分，后来方知他千里迢迢赶来的目的是看望他的老师顾济之。老师的地址是多方打听才得到的。第二天，我陪他赶到顾老寓所。顾老是苏州人，中国水利权威、《辞海》水利分科主编，原九三学社出版局支社主委，是第一批落实政策的高知，由威海路的太阳公寓搬进了裕德路高知楼。他还是1958年至1966年的市人大代表，历任三届，实属少见。耄耋老者，银须似雪，仙风道骨，神采奕奕，师生相见，真有说不尽的话。
    顾老问及舅舅近况，有无著作问梓。舅舅羞惭，无言以对。顾老道：“当初，汝是之江大学众望所归的高材生，吾对汝寄予厚望，想不到江郎生花之笔失，苏州彭氏后继无望。惜乎，惜乎！汝同学陈从周，求学时代平实无华，但笔耕不辍，终有正果。”舅舅惶惶然，汗流如雨。我想不到，舅舅跋山涉水从四川赶来，就是听这几句教诲，而且当着我这个晚辈的面。但顾老所料不虚，文革结束后，陈从周焕发活力，著作相继问世，成为独树一帜的中国园林大师。
    相见时，顾老还言及学生姚晶，说姚晶早年参加地下党，后又在复兴中学当校长，他甚担心姚晶能否逃过文革这一劫。我斗胆插嘴道：“姚校长仍在复兴中学，身体甚好。”顾老言及的学生姚晶，乃是上海著名的数学教师，人称“三角大王”。临别依依，顾老握着我的手，要我传话给姚晶说，“老师挂念他”。
    第二天，我去多伦路一栋旧式里弄房，叩门拜访，晚八点，姚校长方才归家。堂堂市重点中学校长，居住在后客堂，一道布帘把客堂一分为二，前客堂由他岳母居住，亭子间由他儿子住。本来还有二楼，由于姚校长爱才，把二楼让给了同校的音乐老师。姚校长的高风亮节令我顿生敬意。他听到顾老消息后，手舞足蹈，真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意。在我草草告别之后，他便径直乘公交车横穿市区，直奔顾老寓所。
    后来，姚校长知我粗懂日文，便约我翻译三册一套的《新概念数学》，由他联系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翻译到第二册时，姚校长明确告知我，虽经多方努力，出书计划未列选出版计划，只能作罢，我权当作练笔。孰知顾老得知后，不悦，说姚校长轻易诺人的老毛病未改。姚校长受到顾老严斥，再三向我道歉，这反而使我十分内疚。
    “文革”时，我被错打成反革命，顾老奋不顾身，为我四处奔波，还联系了当时的名人赵超构（林放）、李国豪等，为我平反写佐证材料。正因为他的鼎力相助，我才于1977年9月29日获得平反。这在当初，还是凤毛麟角的事。我获平反后，他又不顾年迈体弱，为我寻找合适的工作，译文出版社、科技出版社、同济大学，使我这无名小卒倍感温暖，他以师长般的呵护关心着我，把我也看作他的一名“学生”。
    后来，我调至机电一局，担任翻译。我正想将这一喜讯告诉他，孰料却收到顾老夫妇无疾而终的噩耗。想到逝世前几天，还曾与他会面，眼见他生活安逸、身体健康，我不禁悲从中来。
    消息传开，龙华殡仪馆大厅中挤满了他的学生和挚友，望着他夫妇俩安详的脸庞，如此亲切，却已阴阳两隔。他似春风化育士林，使人真正体会到一个师者“德业文望，园有蓍龟，斯文存传，学者有师”的风范。多年来，我时时会拿出他亲笔写给我的信，感慨万千，也经常以此激励自己奋发蹈厉。
    为师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顾老正是这样一位德高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