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5年参加九三学社的。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春下午，在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外宾楼的草地上，借学术报告会休息的时候，我的导师汤定元先生和我谈起关于政协和九三学社的事情。汤先生问我：“去年12月你已完成博士论文的答辩，现在如果要参加九三学社，我可以作你的介绍人。”我欣然表示愿意参加，因为父亲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九三学社华东师大组织的社员，我对于九三学社有一定的了解，也很钦佩。当时在技物所只有汤先生一位九三学社社员。在这以前，汤先生曾经计划在我们研究所介绍4位科技人员参加九三学社，这中间后来就出了两位院士，一位是中科院副院长，一位是深圳市政协常委，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当时人们思想里还有一些误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参加民主党派没有什么，参加了似乎反而被认为思想不好。我带着这个问题去和党委书记吴增烈交流。我说：“汤先生想发展我加入九三学社，我也想参加，不过有个问题，参加九三学社以后是离共产党远了，还是离共产党近了？”吴书记说：“当然是离得近啦！”吴书记和匡定波先生大力支持我。他们都认为参加民主党派是一个进步，九三学社中间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和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我参加九三学社以后，又发展了物理室和其他室的好几位同事以及我的几位研究生同学。在汤先生的大旗下，技物所的九三学社组织发展壮大为支社。上世纪90年代，最多的时候支社有近30人，几乎都是正高级职称，甚至有一段时期研究所里的职称评定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九三学社社员。
    我成为社员以来，深受九三学社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民主精神的影响，它一方面激励我勤奋踏实地做好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又鼓励我求真务实地参与有关科技政策的建言献策。
    汤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个德高望重德的科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思想风范、为人之道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2002年10月，他获得何梁何利奖后，将20万港币奖金无私地捐赠给母校—金坛华罗庚中学，用于设立奖学金。汤定元院士曾经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他积极围绕科学技术问题参政议政，向国家和科学院主管领导提出许多重要建议。他多次从国家层面上就学科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构建了我国红外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格局。在汤定元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我从1978年开始就研究红外光电子物理，取得比较系统的研究结果，并于2005年被选为中科院院士。同时，我也积极在九三学社的组织下参与科技政策等问题的讨论，形成研究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参加九三学社的第一年（1985年），我提议举办《科技与社会》论坛，并起草了建议书。这一建议当即被列入九三学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九三学社市委和科技党委统战处的工作计划。论坛邀请了钱伟长、严东生、曹天钦、刘振元等十位著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做了精彩的报告。听讲的人很多，常常坐满整个礼堂。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报告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反响很好，也提升了九三学社的社会影响。整个论坛组织到位，形式新颖，还设计了精致的会标，给参加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2月，我获得洪堡基金赴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从事半导体二维电子气研究，直到1988年11月。回来后不久我担任了技物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和九三学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副主委之职，经常组织和参加九三学社的各种会议，有时也参加社会考察活动。这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对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的调研，我们选择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如尼赛拉传公司，也选择一些发展不顺利的公司，专门写了案例调研报告《小树为什么长不大？——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若干案例分析》。这份报告得到九三学社市委的重视，被作为参政议政报告，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2002年我被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同时担任九三学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主委。为促进学科交叉，为上海“科教兴市”战略献计出力，我们提议举办“浦江学科交叉论坛”，这一建议得到科技系统其他民主党派和科技党委统战处的大力支持和响应。如今，论坛坚持每年举办，已成为品牌活动。
    1998年我被选举为第十一届上海市人大代表，2003年被选举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连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各次人大会议上，我都认真地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提交议案。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我围绕社会科技发展提出多项建议和议案。这些建议和议案一方面基于我在科技界工作的第一手认识，另一方面基于九三学社的参政议政软课题研究。我曾经担任过多次软课题研究的负责人。2004年，社市委参政议政部组织了关于产学研结合的调研课题，我们认真分析后形成了“建立开放式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报告。这个报告一方面被列入市政协大会发言，另一方面经过修改，结合其他内容，形成对于科技进步法修改的议案，于2005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会议。2005年我又负责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软课题研究，形成了《关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若干思考》的软课题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议案，提交2006年人大会议。2006年我负责了“关于科技投入”的软课题研究，在此基础上2007年我又提出了“关于科技投入立法的议案”，得到很好的书面评价。2008年人大会议上我又根据2005年软课题研究结果，结合太阳能发展的问题，提出关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的议案。
    此外，我在各级人大会议上提出的书面建议和议案还有：《关于制订以企业为主的产学研一体化科技中心的条例》、《关于制定科技中介机构条例的建议》、《关于研究与试验开发经费投入立法》、《关于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写入宪法的建议》、《关于原属铁道部的中小学退休老师的待遇问题》、《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建议》、《关于产学研协调发展的思考》、《关于加大科技投入和加强基础研究的建议》、《关于加强发展我国仪器仪表高技术提升科技水平和产业经济质量的建议》、《关于加强学术著作出版的建议》、《关于〈科学技术进步法〉修改的议案》、《关于应用猕猴进行科学实验的一个问题》、《关于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若干的建议》等等。
    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社员、人大代表，为国家发展、科技进步献计出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科技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我又在第一线工作，可以也应该就此发表看法，提出建议，为人大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使决策者能够集思广益，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使工作做得更好。这也是社会自我调整功能的一个重要环节。
    2007年我从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的班子里退下来。在我前面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九三学社前辈老师，他们的奋斗形成了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的传统精神，在我后面又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的青年精英。他们一方面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方面积极参政议政。九三学社的精神，锻炼和陶冶着每一个社员，我坚信九三学社的事业将在不断传承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