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1907年的“德文医学堂”到今日之同济大学，百年的风雨和沉浮铸就了其生生不息、代为相传的学府精神。当我们翻开同济灿若星河的历史，不难发现九三学社社员的身影。“以今之世，而言庶富之原，舍科学将安归乎？”自1953年九三学社同济大学支社成立伊始，“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也在这座高等学府中扎根生长、薪火传承。溯岁月之河，拈几段故往，让我们在百年之际，重回那个奋进、坚忍的时代，体味前辈们走过的历程。

    1952年夏，根据全国院系调整的安排，我从震旦大学工学院调至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那时公交汽车刚开通，终点站设在同济的大门口。而在此之前，从市区来同济很不方便，只能乘有轨电车到钱家庵路，再换乘载客自行车的后架座，一路颠簸到校。那时同济大学在校师生不过数百，校舍不多，江湾同济老校址早被日本侵略军夷为平地。抗战胜利复员来到四平路现址，日占时期日本人建造的国民小学成为当时的教学主楼，现名为129大楼；解放前后又建起了数幢二层砖木结构房屋，如办公用的旭日楼、光明楼和学生宿舍胜利楼、解放楼；教职工住在129大楼后边的几幢小平房内；当时为院系调整临时赶建的教学用房——和平楼和民主楼即将完工；作为教职工宿舍的同济新村亦在赶建之中。由于投资和工期所限，只能因陋就简，有些隔墙还是竹篱抹灰，本来打算使用几年后要重建的，哪知后来一用就是数十年。而今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园几经改造和发展，已是“面目全非”，有些新建大楼的设计在上海也算得上高品位了。
    记得1952年初到同济大学的印象是，地处郊区，周围一片农田，校舍建筑与市区相比显得比较简陋。校内如今的中央大道，那时还留有日占时期军用机场备用跑道的遗址，是由那年入学的新生们亲手清理掉的。从那年起，同济大学改为土木建筑工程类专业性大学，有近十所大学的有关土木建筑专业调整来同济，人才济济，一时之盛。而同济大学原有的医、文、理、法和其他工程专业（如国内颇有声誉的造船和机械等）均调整至他校。为了应付国家基本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济的招生规模空前扩大，有些紧缺专业每班超过百人，并以为期两年的专修班形式速成。教室短缺成为一大问题，学校只得沿四平路赶搭一批草棚来应付：竹构架，茅草顶，煤渣地，白天上课，晚上自修全在草棚里。一个面积近4000平方米的超级大草棚，既是容纳数千人同时就餐的学生食堂，还兼作开会礼堂，这是竹匠们的杰作，在国内绝无仅有。50年代早期的同济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但师生们万众一心，学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建设人才。
    在那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时代，有些做法也算学到了家。苏联地处北纬，白天较短，所以上课时间都集中在下午二时以前。于是，我们也改为早上七时半起连上六节课。为了解决学生午餐太迟要挨饿的问题，在十时半的课间由学校免费供应热气腾腾的馒头，各班级用大箩筐装了分给同学们。由于这种课时安排不合我们的生活习惯，后来便改掉了。
    1952年冬，华东文教委员会要求同济大学承担大量华东地区文教事业的基建设计紧迫任务，于是成立了同济大学设计处，抽调建筑和结构两个专业的三年级学生，与部分教师组成一支分为三个设计室的设计队伍。该队伍在当年春节的年初二便开始工作，寒假也因此提前结束，1953年上半年，就以边干边学的方式完成了大量工程设计工作。我和所在的第一设计室的哈雄文教授、黄毓麟讲师三人，带领20多位建筑系学生，完成了十余项建筑设计任务，包括校内的文远楼（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定为上海市历史优秀建筑）和理化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漕河泾新校区（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枫林路附属儿科医院等等。是年夏，学生们奉上级指示，在三年级时提前毕业，奔赴全国各地的工作岗位，不少人以后成为国内设计、科研、教学单位的骨干力量。这些院系调整后同济大学的首批毕业生，如今亦早已退休，但仍与学校保持着良好联系。当年的设计处在1958年以后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已成为上海市三大建筑设计院之一。
    说到这，还有一段我个人与九三学社渊源的小插曲，在我与哈雄文教授共事期间，我受到他和我的老师黄家骅教授等九三学社前辈的影响，于1956年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同济大学支社社员不过二、三十人，但氛围极好。入社前，我还应邀参加了一次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组织的活动，赴松江参观农民水稻专家陈永康的丰产田等，颇受教育，与社员们（大都是些长辈学者）也有了一天的接触，交谈甚欢，这更坚定了我入社的想法。入社后不久，支社改组，我作为年轻社员被推选为支社委员。1986年，我接任上届主委蒋汉文教授的班，担任支社主委十一年，直至1997年。这是我在同济大学的另一番经历，多年来我一直以自己是一名同济人和九三学社社员为荣。
    19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后，同济大学建筑系云集了来自不同教学和工程实践背景的人才，他们过去所受教育的流派不同，于是有了“八国联军”的戏称。正是这点影响了日后同济的建筑理念、创作风格、教学思想，使之走向更加兼收并蓄、富于创新的道路。突破旧传统，创造新建筑成为多数人的追求。1954年，学校为筹建一座中心大楼，动员全系教师参加方案竞选，一时间同仁们无不热烈响应，积极投入，数十个方案真是琳琅满目。但那时主管工程的领导，受当时强调民族形式的影响，意欲采用复古形式和过分装饰的风格。考虑到这种风格不仅会带来铺张浪费之风，而且有违正确的建筑理念，系内多数教师加以抵制。18位教师联名上书中央（其中多位是九三学社社员），迅即得到中央重视和支持，命令校方停工，修改设计。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同济建筑同仁们敢于表露自己的建筑设计思想，也是一种敬业的表现。
    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济校园面貌逐步改观。即以建筑城规学院而言，如今拥有总面积达20000平方米的三座大楼，学生人数3200余人，其中约有一半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留学生人数超过100名。他们分别在建筑、城市规划、艺术设计和景观学四个系就读，规模空前，其学术地位屹立国内外，引人注目。至于在嘉定校区新建的汽车学院，占地面积几与校本部相当，都是同济人的创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为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在建筑系内筹建建筑声学这门新兴边缘学科，为高年级开设这门选修课，建造了国内第一个建筑声学实验室。1959年受建工部委托，在同济创办了国内新的建筑物理专业，为我国培养了首批专业人才。   1964年建筑声学又与物理教研室的超声学研究小组（由九三学社社员魏墨盦教授领导），共同成立了声学研究室(1984年改为声学研究所)，开始培养声学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内容得到进一步扩展，成为国内建筑声学和超声学的重要研究基地。这里最有体会的是，我们走了理工结合的道路，发挥高校内多学科互补的优势，把科技创新作为动力和目标，有效地提升了技术水平。
    我于1997年底年满68岁时退休，不久校领导动员我们继续招收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工作，一干又是十年，唯愿为教学和科学事业添砖加瓦而已。2003年临时应急为建筑系开设建筑声学课，这是一个130多人的大班，我为之赶制了全课程的PowerPoint电化教案，每堂课后学生可复制教案，使他们在课上可专心听讲，免去笔记之累，取得更佳的听课效果。重回课堂，对比1955年在容纳百人的草棚教室中上大课之情景，真是深感时代进步和国富民强之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