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李老师
    1955年，我在新城区（现静安区）毗邻苏州河南岸的淮安路大任小学（后改为淮安路小学）上五年级。我们这个班是从附近各初小毕业生中招考的，我本人也来自一条穷街的初级小学。当时，上海的完小还不能满足求学者的需要，许多小孩只好进初级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再报考完小的插班生，考不上的只得辍学。
    “大任”的条件和今天的标准化小学当然不能比，但比穷街的初级小学条件好多了。在教学资源相当匮乏的五十年代，已让我们十分满意，而最让我终生怀念的是我们的班主任李祖廉老师。当年的李老师也就二、三十岁，体态较瘦，长得很精神，他是从南下的解放大军中转业当教师的。
李老师让我避免了一次失学厄运
    “大任”是私立小学（当时公办小学数量少，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学费较贵。报考时，因为担心私立小学不招穷孩子，哥哥执意把“情况表”中爸爸的月收入写得高一些，但我被录取后，学费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怎么办呢？父亲说：那就别上学了吧。我是解放初随母亲从浙江老家搬到父亲的谋生地上海的，在故乡已上学，到上海后有过一年多的失学经历，十分痛苦，如果再次辍学……想到这些，我还是去了学校，可坐在教室里却七上八下的，怕被老师赶走。父亲拗不过我，终于硬着头皮去找了我的班主任。
    这天下午，老师办公室来了一位客人。当时校舍比较简陋，一间大房间作教室，阳台当老师的办公室。同学上课时回头看得到老师的动静，老师也看得到我们。两个爱管闲事的小朋友窃窃私语：“大概是李老师的爸爸！”我回头，什么“李太老师”，那是我的爸爸！由于饱经风霜，衣装落伍，父亲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我又紧张又害羞，赶紧低下了头。可此事毕竟关系到我能否继续上学，所以又忍不住偷偷地多看了几眼。我看见李老师满脸笑容，笑得那样真诚、亲切，那分明是对长辈的态度，怪不得小朋友会误以为李老师的长辈来了。不过，我的学费问题却由此解决了！李老师让我避免了一次失学的厄运。我父亲自尊心强，脾气急躁，如果老师对他、对穷人有一丁点儿的不尊重，甚至奚落，他一定会将我从教室里拽走，再也不让我读什么劳什子的书！而如果再次失学，也许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
难忘恩师情
    李老师给我们上两门课：语文和音乐。老师的板书工整大方，遒劲有力，更可贵的是普通话讲得很标准。语文课中的内容，无论童话、民间故事还是革命英雄事迹，都讲得声情并茂，深入浅出，由于老师刚告别了戎马生涯，对英雄故事更是讲得栩栩如生。对一些我们生疏的武器、军用器具，李老师还在黑板上随手画出，听得大家鸦雀无声、津津有味。上音乐课李老师也有一手，他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授乐理、教识简谱，教唱时一边弹琴、一边领唱，琴声悦耳动听，歌声高亢嘹亮，他教唱的《报童歌》、《毕业歌》等优秀歌曲我至今印象深刻。
    李老师热爱教学工作，关爱每一名学生，精神饱满，热情洋溢，无论班主任工作还是教学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尊重学生，对班里五十多位同学，不分男女、贫富和成绩好坏，都一视同仁，就像对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样培养、关心和呵护。他常到学生家中家访，不少同学住在棚户区，老师一进家门，家长让坐，再脏再破的凳子他也不让擦，毫不犹豫地坐下去。他说，在老解放区访贫问苦就是这样的，嫌这嫌那的就会和群众有隔阂。他对我父亲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李老师的带领和优良作风的熏陶下，我们的班风既活跃和谐，又团结向上。班级里从来没有嫌贫爱富，比谁的家长官大的风气。在这和谐温馨的气氛中，我这来自穷街的小孩从没感到自卑过，也不存在任何心理障碍，可以专心致志地认真读书，堂堂正正做人。在李老师带领的班级里，我们确实找到了新中国小主人的感觉，同时也享受到了童年的乐趣。
    我当时学习已比较自觉，成绩在班里独占鳌头，但学习的动机只是要报答父母，对其他懂得很少，知识面也有限。李老师课内课外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我对学习的兴趣更浓厚，更重要的是他教育我们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伟大的党，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报效人民、报效祖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建立少先队后，李老师担任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在活动中，他又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还勉励我们到十五岁争取加入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长大成人后要争取入党。他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并且付诸实践：“建设社会主义，靠潘庆云小朋友一个人是不够的，要帮助、带动大伙儿一起学知识、学本领，长大后共同建设祖国！”
永远感念恩师
    不久后，因为搬家离“大任”实在太远，我转到徐汇区的一所小学继续学习。转学时已开始放寒假，为了和李老师告别一声，我去学校转悠了三天，但始终没见到李老师。开学后，新学校活动很忙，也就没有再去“大任”。后来人大了，再去找老师，听说他已经调动工作。上世纪80年代，我带了儿子去淮安路小学找老师，可是因年代久远，更加沓无音讯了。
    离开李老师的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事，许多人、许多事已经淡忘，可是李老师的言行举止、声音笑貌却始终在我心头萦绕。现在，我可以向老师汇报的是：几十年来，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做人，我都记住老师的话，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没有放松。高中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师工作。“拨乱反正”后，我又考回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硕士学位获得者。现在，我是一名敬业乐业的大学法学教授，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和一名操守良好、业务水平较高的执业律师。我已届耳顺之年，但仍能讲课、写书，担任国家“十一五”期间法学统编教材的主编。至今我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主编、参编大学教材共计二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点小小的影响……能够有这么点儿小出息，和五十多年前李老师的帮助、呵护、教诲是分不开的。正是人生路上的很多老师，尤其是李老师教我学知识、做学问，教育我做一个对人民、对祖国有用的人，是您李老师和各位老师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信念，启迪了我对崇高理想的追求！
    不久前，我设法找到了师母陈玉英老师和他们的四个子女，而李老师已于2003年溘然仙逝。李老师，您的言传身教诠释了“大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内涵，您永远活在我心中。我永远感念您的恩泽，祝您在天国宁馨快乐，请您原谅学生这迟到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