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5日和27日，北京《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资深院士，为我国率先实现胰岛素人工合成作出重要贡献，取得“邹氏公式”、“邹氏作图法”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的邹承鲁院士的悼念报道。阅读之后，犹如晴天霹雳，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五十年前的一段相识，历历如在眼前。
    1956年夏天，我在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工作，正是中共中央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不久，全国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社市委积极开展联系、团结科技文教界的工作。当时，任主委的卢于道及副主委笪移今、毛启爽等几位负责同志都有分工，各按系统去拜访若干知名人士。卢主委联系的主要对象是在科学院，通过已入社的生化所副所长王应睐同志的介绍，决定去看望邹承鲁和李林夫妇。他俩是1951年从英国学成回来的青年科学家，李林同志又是驰名中外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女儿，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为了不打扰他们的科研工作，我们约定晚饭后去造访，我有幸跟随卢主委一起登门。邹承鲁伉俪住在岳阳路建国西路科学院宿舍，离当时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机关不远，那是院部北侧的几幢西式洋楼，面积不大，但却精巧。我们进门后，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不拘礼仪地坐在沙发上叙谈。卢主委是研究神经生理和解剖的，和王应睐、邹承鲁两位所研究的生物化学有相关之处，也可说是大同行了，所以谈起话来十分投合。他们先从我国自然科学的实况谈起，表达了各自的看法，然后才慢慢地涉及政治形势、统一战线等方面的话题。卢主委以科学家办社的体会，介绍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介绍了九三学社的缘起与中共的方针。他们的交谈长达两个多小时，从科技工作者的角度来认识统一战线的含义和九三学社的性质、任务及作用，引起了两位青年科学家的极大兴趣。整个会面中，邹老夫妇不仅认真地听，还不时提问，以一种科学家探讨学术问题的方式和卢老亲切叙谈，加深双方的情谊。两位学有专长的海归科学家毫无矜持，如此谦逊好客地接待我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此以后，经常联系、请教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有次晚饭后，我去拜访两位，正巧李林在弹奏钢琴，邹承鲁在一旁闭目倾听，手里还打着拍子，完全沉醉在愉悦之中。一曲弹完，我才进去招呼，他们请我入座，在谈完正题之后，邹老和我谈起了音乐，从莫扎特、肖邦的故事到几首哙炙人口的乐曲，娓娓道来，既风趣又诙谐，哪像一位专业的科学家，简直是个资深的音乐爱好者。邹老酷爱音乐，音乐作为他的业余爱好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打破了我们固有的想法——科学家一定是严肃刻板、没有其他乐趣的。从这里，也可看出邹承鲁、李林夫妇的人文素养。
    经过一段时期的考虑和酝酿，邹老夫妇在卢于道、王应睐的介绍下，终于加入了九三学社。后来，李林还被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委员。
    1958年春，李林同志以中国科学家的身份出访日本，他们是应日本科学协会茅诚司会长的邀请而去的。当时，中日两国还未正式建交，作为民间的使者，加强与日本科技界的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很有意义的。李林回来后，我又前去采访，再次遇到邹老。之后，我对李林同志的访日情况作了报道，刊载在当时的“社刊”上。
    邹老是位为科学尊严呐喊，敢于公开站出来讲真话的科学家，他对科学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容不得半点亵渎的。记得在1958年的一次学术性的座谈会上，而对一些貌似公正、实际歪曲我国科研政策和研究成果的言论，邹老立即站起反驳，用他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义正辞严地批驳了这些谬论。之后，他又就科研中存在的若干不正之风提出中肯的批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他的这种坚持真理、捍卫科学的精神，始终贯彻其一生。上世纪九十年代，邹老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就直率地批评科技界学术道德滑坡的现象。随后又两次联合其他院士，倡议讨论“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呼吁尽早出台科学道德规范。近年来，他不顾年迈体衰，多次为净化学术空气而口诛笔伐。在一些朋友的心目中，他是科学斗士与真理卫士的完美结合。邹老经常对学生们说：“像这些得罪人的事情，还是由我来做。”这也是他除治学严谨之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操，正如《中国青年报》的标题所说：“为科学尊严呐喊，绘人生灿烂晚霞；邹承鲁院士走了，科学界从此少了一个正直敢说话的人。”
    一位83岁的老科学家，我社的老一辈社员，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邹承鲁院士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学术上的卓越成就，还有为伸张学术正气作出的不懈努力，我社需要这样的科学家，国家也需要这样的科学家。
    尊敬的邹承鲁先生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